[新聞] 波蘭的「紅皮白心」現象

哲學家亞當·沙夫說,波蘭人都知道,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是:上帝、尊嚴和祖國。

從這個排序當中我們可知「上帝」對波蘭人有多麼重要,他們常說:「不理解上帝就不理解波蘭民族」。

波蘭的國旗是紅白兩色
(來源於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時期,兩國都有紅底白色紋章),在陣營時代人們卻有另一種解讀:「紅」是指執政黨,「白」則代表著教會。為什麼宗-教會處在一個超越的製高點上?它的道德形像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從犧牲的意義上理解十字架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波蘭的民族象徵,90% 以上的波蘭人都自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蘭的民族之魂。它在波蘭是大眾的精神追求,長期以來宗-教具有的道德優勢無人能夠比擬。民眾對宗-教的這種信任感是靠它的犧牲精神換來的。也就是說,宗教的這種超然於政黨、主義、發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僅靠爭奪話語權和灌輸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實踐、靠犧牲、靠奉獻做出來的。

在抗擊外國入侵——蒙古、奧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國、奧匈帝國和沙俄帝國的歷次鬥爭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們變賣教會資產資助抗擊外敵的鬥爭,更有大量的神職人員慷慨赴難,他們用自我犧牲的聖徒精神體現了本民族爭取獨立的信念。波蘭亡國以後在俄屬波蘭、普屬波蘭和奧屬波蘭被分割成三大佔領區。教會以其對獨立的追求、亡國期間的民族堅守、戰爭中的犧牲、對人性的吶喊體現了它的不屈精神。

從 1874 年普魯士因教會成為反抗宗主國的據點,而逮捕波茲南大主教開始,教會的抗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和「先他人而受難」為口號,要求教會人士必須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獻。

「基督教意味著在宇宙中每個生命戰勝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個人參與」。他們說,如果註定一個民族要遭受苦難肩扛黑暗的話,那教會人士就應該是第一批赴難者。在二戰中波蘭的死亡率高達22%,比蘇聯(10%)中國(7%)高得多,而教會人士死亡率又遠遠高於民眾死亡的平均值,約達到1/3,正是這種慷慨赴難的精神贏得了整個民族的尊敬。

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怎樣說固然重要,但關鍵時刻人們更關注怎樣做。波蘭人說,我們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裡,面對信奉新教的德國統治者與信奉東正教的俄國統治者,波蘭人把天主教與民族意識聯繫在一起。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直到現在,克拉科夫聖母教堂堅持播放樂曲——《克拉科夫號角》,已經成為波蘭民族身份和獨立的象徵。

克拉科夫聖瑪利亞教堂

時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波蘭等同的。每當國家陷入困境的時候,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向宗-教尋求幫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氣場是任何黨派無法比擬的。老百姓說,戰後的史達林體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不是建立在人們的心坎上,教會往往是為了波蘭而犧牲的,而那個黨除了他們內部殘酷的鬥爭以外,即便犧牲也是為了一個黨派的利益,它的出發點不是民族,不是民眾,只是他們官僚集團自己的利益,這二者自然無法同日而語。

按理說做了那麼多犧牲的宗教,是最應該有資本自傲。但是偏偏波蘭宗教具有寬容精神。與那個黨總是尋找「替罪羊」、人民不過是「歷史規律的墊腳石」不同,波蘭天主教自身的高調行動身先士卒但並不強迫他人犧牲。事實證明,教會的長期犧牲精神和心懷救贖的行動是他們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於它的影響力和責任感成正比,因而佔據了道德製高點。

在波蘭宗教的寬容精神已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民族資源。當然宗教寬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過迫害異教徒的行徑,也處死過無神論者和新教徒,也驅逐過阿里安教徒,出賣並排擠過猶太教徒。但總而言之,波蘭人在發展的歷程中,比較看重寬容的品德。

中世紀時當猶太人成為十字軍運動的犧牲品時,是波蘭國王人收留了他們,在法律的保護下,世界上幾乎一半的猶太人在波蘭-立陶宛安家。 1573 年波蘭簽署了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比俄國的宗教寬容政策早了 331 年,俄國一直到 1904 年 12 月 12 日沙皇才頒布詔書,表示要「實行宗教寬容的原則」。另外波蘭是歐洲很少幾個沒有異端審判、沒有遭到宗教戰爭蹂躪的國家。

同樣他們強調在自由環境下,人們不可能標榜信教來謀取權力,獲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動機比較單純。不會因政治氣候變化而見風使舵,或像候鳥一樣為了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斷「倒戈」,這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仰逐漸融入進民族性格當中。另外,宗教界與世俗權力也形成一種競爭關係,形成了多元的法律體系,其中有對王室的製約機制和有利於城市自治方面,都促使世俗政權有與之爭奪民眾的壓力。

這種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成為波蘭民族的傳統。波蘭人的亡國經歷,以及抗爭大都以失敗告終,使他們更具有寬大的胸懷。他們反對不擇手段、反對非理性攻擊,對那些自認為自己是絕對真理代表、自認為是正統而排擠他人的流派持謹慎的懷疑態度。

他們說,如果宗-教的內核遠離了精神自由,便走入了唯我獨尊的原教旨主義死胡同,無論什麼教派以集體否定自由的時候就已經完全背離初衷,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便預示著信仰危機。

在波蘭人看來,這種「打著維護正統純潔性的幌子」,靠打壓異己保證自己存在的政黨只不過是虛張聲勢的宗派,它所具有的不過是「宗教審判官」專橫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認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別人的自由,以壟斷真理而佔居主導、施行暴政,對這樣的容不下其他信仰的「超正統」,恰恰證明的是虛偽和虛弱,而不是自信和強大。一個壓制不同看法的體係就等於關閉了「糾錯機制」,就像拒絕醫治的病人,離死不遠了。鎮壓只能讓人緘口不言,卻無法使他們成為真正的信仰者,只會造成更多的「水下呼吸者」。

工會的「神助力量」

由於宗-教是處於個體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駕於個體之上。因此,它是個體的粘合劑而不是個體的奴役者。波蘭的天主教強調奉獻精神以及它紮根在人民心中無形威望,使得即便在二戰後蘇聯模式推廣到此地後都無法把它連根拔出,唯物主義的蘇聯模式在波蘭這裡不好使。它的存在為波蘭保留下來一定程度的社會空間。天主教會在現實中的獨立姿態和這種道德壓力的氣場一直就蓋過共-產-黨,它可以越過史達林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蘭社會,於是形成了波蘭社會的「紅皮白心」現象。

1953 年波蘭政府按照蘇聯的規定,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政府宣誓效忠時,紅衣主教斯蒂凡公開表示拒絕,說上帝不允許與惡勢力同聲相濟,「我們不被允許將與神有關的東西至於暴君的祭壇之前,萬萬不能!」為此導致大量神職人員被捕,但是斯蒂凡抗爭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

波蘭人說,任何力量靠強迫要求和管制的約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聲望」。統一工人黨強制灌輸的意識形態與教-會長期的積累始終處於下風,在波蘭民-主-化的道路上它也扮演了促進者的角色。

按理說,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歷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於教會在波蘭歷史上長期承擔著同情弱者反抗強權的角色,使得它在波蘭政治劇變中扮演著「幕後推手」作用。法國社會黨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邊跳動」來解釋左派的概念,說左派代表社會苦難的關懷,代表社會良心。

波蘭人則認為,這個概念只有在自由選舉的國家才有意義。在蘇式體制下只有有權者和無權者的對立、官方與民間的對立,除了執政的一方,任何獨立的派別都無法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理念,反而是超越其上少有世俗考慮的宗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公正、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成為去體制最大的潛在對手。

1978 年 10 月 6 日克拉科夫大主教沃伊迪瓦當選為教皇,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約翰·保羅二世。 1979 年 6 月教皇第一次訪問波蘭的傳來,極大的鼓舞了波蘭民眾的士氣。起初,蘇聯人堅決反對教皇訪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蓋萊克阻止教皇訪波,認為宗-教只不過是動亂的來源,這註定會掀起一場不利於蘇聯的民族主義的浪潮。

蓋萊克自知自己的威信無法與教皇相比,如果迫於蘇聯人的壓力把教皇拒之國門之外,不但挫傷了整個民族的感情,更可能會大大動搖該黨的合法性,所以決定對蘇聯人的勸告置之不理。在教皇氣場的感召面前,波蘭黨和政府意識到,自己明顯處於下風。

保羅二世一到波蘭就明確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狀態的獨立工會,他說:「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 「在任何情況下,波蘭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從傳統上都喜歡自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蘭工人對自治工會的追求。

波茲南市教皇保羅二世的塑像

在工人們看來,蘇式體制下的國家官辦工會只不過是黨-國體制的應聲蟲,這種如同雞肋一般的工會被工人拋棄。他們大喊,讓官方的「工會餵豬去吧!」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華勒沙承認,教皇給與他們的勇氣「如同神助一般」。教皇來訪使波蘭人產生了渴望衝破禁錮的強烈願望。教皇宣稱「上帝的意志」成為工人成立自治工會最有力的底氣。

但同時教皇知道東邊對「衛星國」鉗製程度,因此要求教徒熱愛國家,擁護政府,保持社會秩序,不要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他也希望波蘭政府尊重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權利。教皇的訪問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統一工人黨的權威性頓時掃地。就是在教皇第一次訪波以後的 1980 年格但斯克造船廠建立的「罷工委員會」。這是華約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

1983 年6 月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教皇向一千萬前來迎接他的教民表達了應該讓團-結-工-會「合法化」的願望,同時他在與雅魯澤爾斯基的長談中,提議政府與反對派進行協商、溝通、體察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情緒滋長,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渠道。後來在團-結-工-會的興起和發展中,是教會一直給予物質和道義援助。華勒沙後來承認,我們在最艱難的時刻,是「教會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教會,我們或許達不到現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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